我們真的懂得閱讀嗎？－－評《精準閱讀－－幫助最多人通過國家考試的大律師，教你進入看得下書的狀態，同時精準抓重》

作者：伊藤真
譯者：林信帆

出版社：大是文化

出版日期：2018/05/31

在求學生涯中，很多人因為種種理由，到畢業時已放棄閱讀，不再與書為伍，甚至忌而遠之。當中原因，可能是枯燥的課程使讀書毫無趣味，更大可能是填鴨為主、考試導向的教育模式，逼使他們把閱讀和考試掛鉤，考試成績欠佳就認為自己讀書不好，這令很多人此生與閱讀絕緣，令生命少了很多可能和機會。

本書作者伊藤真在日本開設補習社，專門幫助考生通過國內的法律考試，成果非常出眾，是有名的補習天皇。同時，他也以大律師的身份參與各類社會運動，積極發表意見。由此可見，他除了充分掌握考試導向的讀書技巧，對閱讀社會議題和國家局勢也很有一套。這本書就是他的閱讀態度和技巧的分享。

伊藤的閱讀都是以紙本書為基礎，他認為加深閱讀效果的最佳方法就是把書本弄髒：做記號、折頁、貼便條紙等。大家可能會回想起中學時期那些色彩繽紛的教科書痕跡，而有些很會劃書和做筆記的同學，成績往往較好。作者提醒我們，其實除了教科書，如果我們對所有值得讀的書都採取同樣認真的態度，那麼閱讀成效肯定更好。

因為課程教育，我們對閱讀有很多既定看法，令我們對閱讀產生很多無形的壓力。其中兩點很關鍵的是，一：要翻到尾看過所有內容才算讀完一本書；二：看書目的是找出作者的官方解讀。這兩點教科書式閱讀法令閱讀效率很低，因為我們覺得必須看完每本書，而看的時候可能也是被動閱讀。而且，尋找標準答案無法發揮我們的想像力，如耐性不足或太過困難，我們往往就會去找雞精或權威解讀代勞，思考能力完全沒有得到訓練。

要提高閱讀和思考能力，關鍵不在於是否從開始讀到尾，也不需要理會作者的看法，有目標地找出自己要解答的問題才最重要，如果跟作者唱反調就更獲益良多。伊藤鼓勵我們帶著問題閱讀，跟作者互動，不斷思考和印證書中觀點，發揮想像力設身處地思考，建立個人看法。如此，閱讀就是培養批判思維和獨立人格的良方。然而，要進入一門新的學問並不容易，因此伊藤建議我們可以先從該領域一本簡單易懂的書入手，完成後就要攻下一本一流的入門書，這是較易成功和具效率的閱讀門徑。同時，作者也建議我們找經典書重覆讀，這點跟《讀屏時代》作者的看法不謀而合。

從大學開始認真接觸閱讀以來很長時間，自己都在用低效率的方法閱讀，沒有重點、缺乏系統、疏於整理，而且偏重看易讀的書。近年因工作需要而增加閱讀實用的指導書，漸漸吸收了些閱讀方法，如區塊閱讀和整理筆記，感覺收效較好。閱讀是終身的自我投資，學好閱讀技巧實在百利而無一害。由於伊藤是律師，我期望這本書會分享如何有效地進行口頭表達，可惜本書沒有，後來知道他有一本專門談說話的書，名為《日本王牌律師的七門邏輯思考與說服傳達課》，讀後會再和大家分享。

《余英時回憶錄》

作者：余英時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年月： 2018/11

余英時教授是我最敬佩的歷史學者之一。上世紀90年代初，我無意中翻開他的《中國傳統思想的現代詮釋》，自此就迷上他的文章，當中也有回憶往事的，例如拜錢穆為師和受其啓迪，都令人悠然神往。這是他首本回憶錄，所以我特別雀躍。去年初我已知這書會出版，也讀過《明報月刊》刊登的部分章節。到去年底，新書終於面世，自然要先睹為快。

余英時祖籍安徽潛山，1930年生於天津，少年時顛簸流離，其中8年在農村度過，這是亂世中的常態。他可謂書香世家，父親余協中也是讀歷史的，曾負笈哈佛。1950年余英時來到香港，就讀新亞書院，受教於錢穆，其後遠赴哈佛取得博士，大半生在美國從事學術研究。這本回憶錄聚焦他的年輕歲月，重點在於他少年時一個的關鍵決定，以及他的思想和價值觀如何形成，30歲以後的事只是輕輕帶過。

縱觀全書，我最感動的是一個扭轉他一生命運的決定。那年他20歲，剛入讀燕京大學，並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一心效忠祖國。寒假時他來港探親，年邁的父親很想他留在身邊，掙扎了半年後，他還是決定北上。然而，他坐的那列火車竟在東莞附近發生故障，他被困車廂4、5個小時，其間天人交戰：理性告訴他應該返回祖國，情感上他捨不得要照顧的父親。結果親情戰勝理性，翌日他坐火車掉頭返回香港。這事給我的啓示是，面對人生的重大決定，情感的作用往往大於理性，畢竟理性有其限制。在1950年，任憑你如何高瞻遠矚，也難以預計到日後的歷史發展。

而憶敍他的思想和價值觀形成的部分，我也一口氣追讀。余英時畢竟是思想史大師，這次的研究對象不是他人，而是自己，自然手到拿來。書中詳述在1950年代初，活躍在香港的流亡知識分子，如何宣揚他們的信念，推動一代思潮，特別是代表「第三勢力」的友聯集團，創辦各種刊物（例如《祖國周刊》、《中國學生周報》等），對他帶來衝擊，改變了他早年對共產主義的狂熱。難得的是他的坦誠，毫不掩飾少年時代的思想幼稚。他刻畫的，不只是他個人，更是那年代很多知識分子都要面對的抉擇。

最後，在回憶求學過程時，余英時夾雜不少有趣的細節，特別是關於選課和做研究的，這裡不能盡錄，只舉一個例子説明。話説他在哈佛攻讀中國歷史時，不惜下苦功讀日文，一星期上課五天，當然不是爲了追看流行日劇。原來日本學者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在那年代已經卓有成果。他們的著作往往沒有翻譯，惟有看原文。看到這裡，我突然想起，好些研究中國文史的學者，也是精通日文的，大概道理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