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18日晚上，時任倫敦《泰晤士報》駐日本記者的亨利•史考特•斯托克（Henry Scott-Stokes），在東京的外國記者協會首次遇上獲邀演講的三島。當時41歲的三島已是日本超級名人，奪得諾貝爾文學獎看似只是時間問題。跟很多作家不同的是，除了著作等身，三島也參與很多其他活動，例如創作能劇、積極健身，甚至參演電影，生活多姿多彩。當晚，三島以流暢的英語憶述戰時的經歷，好些畫面如在工廠工作時看電影的銀座繁華映像，仍歷歷在目，如幻像般一直伴隨他，甚至令他分不清眼前的銀座是否真實。
到了答問環節，有記者提及切腹這種自盡方式，想知道其由來，他就這樣回答：「眾所周知，切腹自殺是最為痛苦的死法，他們願以如此悲壯殘忍的方式赴死，正是武士勇氣之最好證明。這種自殺方式是日本獨創的，任何外國人都無法模仿炮製！」直到三島自殺為止的幾年，亨利成為他的知交，親身見證三島由巔峰到殞落的過程，更是唯一列席喪禮的外國記者。《美與暴烈：三島由紀夫的生和死》就是他嘗試理解三島為何走向自我毀滅的一次努力。
三島一生充滿戲劇性，殘酷劇場式的自我了結更是令世人咋舌。作為事發後首先到場的唯一外國記者，亨利於本書首章就如電影鏡頭般，將讀者帶回三島自殺當日的現場：由他梳洗和預備行裝、和同伴會合、攻進總部，以至辦公室內的打鬥、陽台演說和切腹斬頭的過程，都一一細緻描述。其後三個章節，亨利就以三個階段順序梳理他的一生：年少時期（1925－1939）、創作生涯（1940－1949）和豐饒之海（1950－1970）。大量的第一手資料，讓本書讀來有小說般的質感。
三島本名為平岡公威，生於東京一個富裕的中產家庭，是家中長子。他天資過人，自少成績已經名列前茅，19歲時曾接受天皇頒授獎章，二戰時因體弱原因從未正式參軍。戰後，他先從精英雲集的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再以優異成績通過難度最高的入職考試，進入大藏省（日本財政機關）任職。以他的能力，在政府平步青雲本應毫無懸念，但三島選擇從事寫作，辭職加入文壇，終於成為後來的全才作家。
日本人的性格充滿種種矛盾，看似水火不容但卻可以和諧共存，三島是這種雙重性的完美體現：自少受祖母嚴格管教下養成柔弱敏感的個性，長大後則熱切追求肉體極致的陽剛美；年少就出現同性戀傾向，卻依然娶妻育兒成為模範丈夫；大半生對政治冷感的他，卻自行成立了小型武裝組織「盾會」，常被標籤成極端右翼分子。在亨利眼中，三島承繼了日本人既溫柔又暴烈的雙重傳統，認為他既是作家，也是「武士」，一生都在透過不同方式追求美，因此要了解三島，就必須了解他的美學。
事實上，三島的美學在青年時已經建立，成名作《假面的告白》就是他的真實告白。三島認為，只要年輕，暴烈死亡就是終極的美，這個美學概念在小說中萌芽，最終直接影響他決定在肉體到達顛峰狀態，完成長篇鉅作《豐饒之海》後立刻自盡。一切美都是短暫的，這個思想貫穿日本的傳統文學，從八世紀的《日本書紀》和《古事記》，以至十一世紀的《源氏物語》都觸及這個主題。三島的特別之處在於，他一面從傳統文化吸取養分，同時又全力擁抱西方文化，兩者在他身上產生激烈碰撞，成就這位獨當一面的鬼才作家，但也埋下了他自我毀滅的種子。
三島同樣厭惡戰後信奉物質主義的日本社會，覺得國家如同被詛咒，人人都只會向錢看，美好的精神傳統已經死亡。因此，他寧願成為悲劇英雄，也不願在一個他眼中墮落的社會沉淪。1970年11月，就在三島計劃自殺前不久，他在東京池袋的東武百貨公司舉辦了回顧展。會場以黑色的帷幔襯托一張張照片。三島以這些照片組成了四條「河流」：寫作之河、舞台之河、肉身之河和行動之河，總結45年充滿矛盾的人生。行動之河的盡頭放著他珍藏的日本刀「關孫六」，也就是後來用來砍下他頭顱的名刀。這場展覽就是他精心安排的死亡預告，他的公眾告別式。
一旦化成行動，三島偏執的美學是毀滅性的，但當用於文學創作，產生的美卻是無與倫比。與三島亦師亦友的川端康成，對他的才華最為推崇，也是三島晉身文壇的一大助力。196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他，在三島死後曾對《紐約時報》記者說：像三島這樣的天才，恐怕三百年都難遇一個，《豐饒之海》就是他的傑作。曾翻譯川端康成多部作品和三島由紀夫絕筆的譯者愛德華•賽登斯提克（Edward
Seidensticker）形容，三島的文風華麗，即使有時顯得賣弄，但卻體現日本失落了的文辭之美。他對古典文學語言的掌握在同代作家中無出其右，如同日本的喬伊斯（James Joyce）。
本書於1974年出版，作者在1999年再版時的後記坦言，經過25年，三島的死仍令他難以忘懷。作為記者，更是作為朋友，亨利試圖向讀者呈現一個血肉分明的三島由紀夫。客觀的筆觸下流露的感觸之情，更是令本書格外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