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中簽署《凡爾賽和約》，承認日本有權以一戰戰勝國的身分來接收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消息傳到中國引發人民強烈不滿。3000名北京學生發起遊行示威，喊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反映當時北京知識界對北洋政府的外交軟弱極度不滿。在更廣義的角度，五四可以追溯至1915年陳獨秀創立《新青年》月刊，對儒家舊禮教提出嚴厲批判，文學上則倡議改用白話文的新文化運動開始。《新青年》提出向西方學習「德先生」和「賽先生」，這些都是五四學生高呼的口號。
清政府於同治光緒年間推行的洋務運動，和光緒皇帝為垂死掙扎的滿清推行的百日維新，雖然均失敗告終，卻催化了推翻中國二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但1919年的《凡爾賽和約》令中國知識分子明白，縱使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仍未能使新建立的中華民國與西方列強及新崛起的日本帝國平起平坐。洋務運動以學習西方科技，在器物技術層面推行改革為中心；維新運動則將改革推至經濟、教育至軍政多個領域。民間自發的五四運動，將中國需要的改革推向一個更高的層次，就是在最基本的思想文化層面向西方學習，探索中國要走的路。
這股向西方列強，以至東洋學習的風氣有其社會基礎。滿清在鴉片戰爭戰敗英國，被迫開放五個通商口岸，英國商船更獲得長江自漢口以下的航行權，大英帝國的船隻可以一直開至湖北、四川的內陸地區；法國的天主教傳教士則攀山越嶺，到雲貴川等西南邊陲地方興建教堂，西洋事物自此在中國出現，對舊社會帶來一浪又一浪的衝擊。另一方面，一批批中國官派及自費留學生去到歐美日等國取經，在西方世界看到文明的典範。在1886年出生的蔣夢麟，其晚年作品《西潮》便記下他年幼時目睹西風漸來在中國引起的變化，留學美國的經歷，以及學成歸國後看到的改變，讓我們對這段歷史有更深刻的認識。
《西潮》全書共分前言的邊城昆明，以及滿清末年、留美時期、民國初年、國家統一、中國生活面面觀、抗戰時期及現代世界中的中國等七篇。蔣說《西潮》是有點像自傳，也有點像近代史。這書的前半部描寫作者年幼的回憶，以及留美的經歷，民國初年一章提及五四運動，前半部的幾章是全書最精彩的部分，書後半部則講及北伐成功令國家統一，以及因為抗日戰爭爆發，北京、清華、南開三所大學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再搬至雲南昆明並改名為西南聯合大學的經歷。最後一章則是作者對中西文化的一點比較，和他對近代中國遇上的問題的反思。
男留辮、女纏足的世界
蔣在浙江餘姚的蔣村出生，雖自19世紀中葉起，西洋事物伴隨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而在中國出現，但在通商口岸，沿海地區外的傳統農村，舊制度及文化仍未崩潰，《西潮》滿清末年一章就記錄很多蔣成長時，耳聞目睹有關舊社會的事。他筆下的蔣村，男的還留辮，女的仍纏足；鄉裡有事找巫婆召魂、扶乩問卜，有病求神問鬼，靠神力醫治的迷信仍在延續；而當紛爭出現，族長就會出來處理，在祠堂解決。對清末蔣村透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來定終生的男女來說，五四推祟的自由戀愛是完全陌生的。資料記載，蔣的第一段婚姻，就由父母和媒妁安排。至於五四一代女性領袖高舉的婦女權益，對丈夫死後要守寡一生的女村民更是遙不可及。
他說，有億萬中國人在蔣村般的農村活了一輩子。無論天下是亂是治，農村的信仰、道德、風俗、習慣歷數百年而不變。在世紀相交的一刻，村民從沒想過現代化是甚麼回事，更沒想到西潮洋貨很快便來臨。蔣慨嘆，若不是接觸西洋文明，中國再經幾百年都不會改變。雖然村民過著百年如一日的生活，但在村外，他看到西方文明已開始進入，說中國年青一代已開始躁動，西化潮流已無法抗拒。蔣求學的經過，便見證西方教育在中國的興起。
新與舊、中與西
蔣家書香世代，家境富裕，6歲入讀村中私塾，接受四書五經的舊教育，雖嚮往西學，仍選擇在紹興考郡試，更考中秀才。他舊學根底紮實，是傳統精英，離開私塾後，12歲便到歷史名城紹興入讀中西學堂，開始接觸西洋學科，更認識了蔡元培。他之後到杭州考進浙江高等學校，不但學習數理化等西方科學，更閱讀英文原文的世界史。1904年，蔣考進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南洋公學，南洋公學是一所按照美國教育理念設計的學校，其教學樓都是西洋式建築。南洋公學同時教授中國舊學和西方新學，所有西洋學科都以英文上課，讓學生更能感受西方文明的內涵。正如蔣所說，他那代中國知識分子，很多都在新舊、中西兩個世界中拉扯地生活。
留美時期一章寫到蔣那代中國知識份子如何到西方求學，接受西潮洗禮。1907年，蔣赴美留學，不久前他到日本觀摩，對明治維新帶來的發達工業及高質素的國民留下良好印象。剪去辮子的蔣踏上開往美國舊金山（即三藩市）的輪船，在船上看到男女翩翩起舞，對自小學習男女授受不親的蔣來說很是奇怪。到美國後，蔣入讀柏克萊加州大學（蔣譯卜技利），跟胡適一樣先修讀農業，但明白中國更需要了解西方社會科學的學問，因此轉攻教育學，同時涉獵西方文學、藝術、政治及哲學。在加大教育系畢業後，蔣考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獲學校頒授教育學博士。在哥大，他跟隨美國著名哲學家和教育家約翰．杜威，與胡適同門，後來與胡適結為好友。求學的同時，蔣看到紐約摩天大樓、劇場、戲院林立的繁華景象，更看到種族共融的大熔爐特色。
從蔡元培手上接任北大校長
1917年，他學成回國，民國已經建立6年，第三章民國初年就談到他回國後的見聞。一別九年，蔣發現中國在西潮的吹襲下已起變化，上海建起很多西式酒店、百貨公司。在上海街頭，女孩穿起及膝旗袍，男的已剪辮。西風吹至中國，不但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就是蔣村也能感受到。《西潮》記錄蔣一次回鄉，蔣村一位親人跟他說，年青受過教育的男女都說拜菩薩，燒冥紙是迷信，女人可以自由選擇伴侶，甚至離婚再嫁。這些來自西方的觀念，對那位親人來說都是不可思議的。
蔣回國後到上海，在商務印書館當過一年編輯，後與朋友創立《新教育》月刊，推祟教育應幫助兒童在心智、身體及團體中成長。1919年5月4日，3000名以北大學生為主幹的青年學生在北京上街示威。據蔣回憶，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並沒有鼓勵學生上街遊行，只因同情學生反對《凡爾賽和約》及二十一條的愛國心而沒出言阻止。但因學運閙大，蔡無奈向國民政府請辭。時在上海的蔣亦接納蔡推薦，趕赴北京出任代北大代校長。蔡同年9月復任北大校長，但他雜務纏身，在職不在校時常由蔣代理校政，蔣更前後三度代任校長，並於1930年12月正式接任，直至抗日戰爭展開的1937年。抗戰開始，北京的北大及清大，加上天津南開三所大學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北大校務繼續由蔣處理。
兼容並蓄的北大
蔣對由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學有很高的評價，認為北大是維新運動唯一留得下的歷史痕跡。蔣早於紹興中西學堂讀書時已認識蔡，覺得他鋒芒不露、才華橫溢。他說五四時期由蔡任校長的北大文理兼重，兼容並蓄；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有空間爭一日長短。蔣寫到：「背後拖著長辮，心裡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都能並坐討論……到處討論著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係、政治制度等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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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至右)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
《西潮》用第一身的角度回顧了中國於20世紀初經歷的變局，蔣認為在西風漸來下中國無可選擇要走上西化的路。民主和科學是五四靈魂所在，可是，五四已過一百年，「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兩個西方文明精粹，尤其是民主精神卻沒有在中國大陸出現。事實上，在五四後不久，五四代表的個體解放及啟蒙精神就被救亡的局勢壓倒，國家利益蓋過個人探索的空間。但沒有個性的解放，缺乏對自由的保護和對法制的保障，民主和科學卻是難以生根。
科學精神最講求實事求是，與空喊口號、追求亮點的文化背道而馳。中國大陸應用科技的水平在最近20年確是突飛猛進，但在科學創造上卻交了白卷。鄰國日本出產了11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和7名化學獎得主，中國大陸在49年後卻找不到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能拿到物理或化學獎。今日的中國大陸，大小廟宇佛寺、庵觀道場香火異常鼎盛，吸引無數過廟必拜、逢佛皆禮，卻是佛道不分的信眾。每年清明，在全國各地拜山祭祖的山頭，鞭炮、香燭、冥強、祭品更是兒孫比拼孝心的必備東西。
用人力推動木輪的輪船
王國維於1927年在頤和園昆明湖投湖自盡。清華大學翌年在清華園為這位與梁啟超、陳寅恪和趙元任並列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的國學大師豎立「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以表記念。碑上刻著由陳寅恪撰寫的碑文，其中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字。五四百周年前夕，亦是清華大學108週年校慶之際，清華大學的王國維紀念碑突然被圍板圍起來，令人想起北京政府對獨立自由思想之恐懼，要設法將任何與五四啟蒙精神有關的東西杜絕於民間。不但是政府，經濟崛起亦令很多海內外華人相信，中國可以向西方說不，民主、人權、自由、法治這些舶來物不適合國情的需要。
蔣年幼時，他父親看到西洋蒸氣輪船的厲害，在村中命人用土法造了艘不用蒸氣，用人力推動木輪的輪船，但這船無論改良多少次，速度始終和划船相若，更常因水草纏到木輪而開不動。今日的中國大陸，連鄉村村民也愛穿西服，能付錢的城市人都愛用洋貨，但骨子裡卻像用人力推動、虛有其表的輪船，永遠開不到文明大海的深處。西潮由蔣那時代已開始在中國興起，足足吹了超過一百年，卻一直吹不到中國人的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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