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想回到過去 繁華盛世下的《大亨小傳》

清代納蘭性德云「人生若只如初見」傳誦至今；今人周杰倫唱《回到過去》依然引起無數共鳴。人生在世，難免面對一連串的失落與遺憾，不少人都希望撥回時鐘指針，讓光陰回帶，挽回段段錯過或糟蹋了的關係。美國經典小說《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又譯為《了不起的蓋茨比》，被譽為歷來最偉大的美國小說。蓋茨比的了不起，不在於他成功脫貧，晉身上流社會，土豪般地炫富，而是他不惜傾盡一切都要回到過去，為的只是重溫美好舊夢。透過費茨傑羅（F. Scott Fitzgerald）精雕玉砌的文字，這個以爵士年代為背景的悲劇愛情故事終成世界文壇不朽之作。

費茨傑羅

1920年代的美國，是縱情享樂、紙醉金迷的浮華時代。歷經一戰躍升世界一哥的美國經濟蓬勃，投機風氣也吹得正盛，男男女女在爵士音樂伴奏下紛紛起舞，醉生夢死，酒氣財色無一欠缺，禁酒令形同虛設。目睹戰爭殘酷又觸覺敏銳的「失落一代」，因傳統價值徹底崩潰而失去方向，盲目的拜金主義也令他們無所適從，他們走向頹廢的享樂主義，卻無法掩蓋內心的空虛。於是，他們用各種藝術形式刻畫當時的社會狀況，費茨傑羅就以《大亨小傳》這部僅百多頁的小說，濃縮了整個美國社會，成為了那個時代無出其右的代言人。

 

載歌載舞的爵士年代

小說的敘事者尼克（Nick）是中西部的富家子，戰後希望到東部買賣債券發大財。他在東卵（East Egg）落腳後與住在隔岸的表妹黛西（Daisy）聯絡，得知當地有名叫蓋茨比（Gatsby）的富豪就住在對岸。蓋茨比的富有程度相當誇張，只要到過他周末狂歡無度的嘉年華派對，無不膛目結舌，但是無人真正清楚他的過去和財富來源。尼克對這位富豪很是好奇，不料很快就受邀參加派對，還和蓋茨比成為好友，得知他過去種種不為人知的祕密，而正是這些秘密令他走向毀滅。我們透過尼克的眼光和筆觸，見證一個美國夢的興起與衰落，如夢幻泡影，正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兩個電影版本的蓋茨比和黛西

已經有花不完的鈔票，為何蓋茨比仍執意回到過去？出身貧窮的蓋茨比當年與富家女黛西相戀，因戰爭而分離，黛西等候數年，最後還是選擇與富裕的湯姆（Tom）結婚。湯姆代表傳統的上等階層，有錢有權，可以隨意出軌玩弄女人，甚至犯事也可逃之夭夭，窮人在他眼中不是玩物就是螻蟻。然而，蓋茨比一直沒有忘記黛西，甚至把空洞膚淺的她無限美化為完美的象徵，成為他人生追求的終極目標。婚姻有名無實的黛西重遇蓋茨比後也愛火重燃，更令蓋茨比相信自己有能力對抗湯姆，把黛西搶回來。可惜，透過不法手段致富的蓋茨比在湯姆面前也是不堪一擊，最終更招致殺身之禍，結局無比蒼涼。看盡這一切而又願意陪伴他走完最後一程的，就只有尼克。

費茨傑羅與海明威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經常與費茨傑羅相提並論，可謂當時美國文壇雙壁。與海明威克制簡練的文字不同，費茨傑羅下筆非常感性，充滿奪目的色彩，節奏感強烈，如同在演奏爵士音樂，誇張的比喻和形容有時甚至到了濫情的地步。但在《大亨小傳》，這種文字風格跟蓋茨比這個悲劇英雄和那個醉生夢死的年代完美結合，互相呼應，成就了一部充滿生命力，讓人百讀也無法窮盡其涵義的傑作。跟不少讀者一樣，我是因為讀了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而對這本書產生興趣。村上透過主角渡邊表達他對此書的熱愛：「《大亨小傳》一直是我心目中最棒的小說。我一心血來潮就從書架上拿出《大亨小傳》，隨便翻開任何一頁，便專心入神地讀起來，成為一種習慣，從來沒有一次失望過。沒有一頁是無聊的。我想為什麼這麼棒呢？而且想把那種棒的感覺傳達給別人。」

《大亨小傳》於1925年出版，深深地叩問了人人嚮往的美國夢，爵士時代也隨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而告終，使此書如同成為一則警世寓言。蓋茨比的美夢破碎，但其實他眼中虛幻的夢，又是否值得追求呢？差不多一百年後，我們的祖國終於富強起來，高舉中國夢的旗幟，正與美國爭一日之長短。《大亨小傳》刻劃的人性和對夢想的探討，套用在當今時代絲毫沒有過時之感。來讓我們再次重溫此書美得無以復加的結語：

讀遠藤周作的《沉默》

先說一點有關天主教東傳日本的歷史。耶穌會士聖方濟·沙勿略(Francis Xavier)於1549年抵達鹿兒島，成為第一位踏足日本的天主教傳教士，自此，九州、京都和江戶地區地區都陸續有日本人受洗成為天主徒。豐臣秀吉於1586年出任太政大臣，成為日本最高掌權者，他改變以往對天主教的寬容政策，開始迫害天主教徒，宣布天主教為邪教。1597年，豐臣秀吉下令在長崎西坂將26名天主教徒處以焚刑。德川家康建立幕府政權後，繼續對西方宗教採取強硬政策，更於1614年把所有天主教神職人員驅逐出境。

儘管德川政權對天主教的高壓政策，仍有來自歐洲的司祭不忍信徒無人牧養，或明或暗地留在日本，費雷拉教父就是其中一位留下的神職人員。這位教父在大公教會中有祟高地位，但卻突然傳來他扺受不住逼迫而棄教，羅馬教廷對此感到極大震撼，並於1635年派出費雷拉教父三位學生卡爾倍、馬太及洛特里哥神父到日本查明究竟，三位司祭於1638年搭上遠赴日本的重任，亦揭起遠藤周作著名小說《沉默》的序幕。

島原天草之亂

三位神父自葡萄牙出發，但只有卡爾倍及洛特里哥兩位能成功到達日本。當時的日本實行封建統治，各地大名臣服於德川幕府，武士向藩主效忠，百姓又儼如武士的奴隸，因苛稅和雜役而生活在極度困苦中。三位神父在遠赴日本時，日本就發生夾雜由信仰衝突、高壓政治和苛捐重稅等原因造成的島原天草之亂(1637—1638年)，近4萬名起義的天主徒在事件中被幕府軍鎮壓而喪生。踏足日本的洛特里哥親眼看到百姓像牛馬一樣工作，像牛馬一樣死去。西方來的神父把百姓當人看待，讓他們體會到溫暖，打動了不少日本農民相信天主。

為找出恩師費雷拉教父被指棄教的真相，卡爾倍及洛特里哥兩位神父首先要找出日本的信徒。在島原之亂後，日本基督徒再無法接觸到神父、修道士，處於非常孤立無援的狀態。但信徒仍會小心掩飾身份，甚至故意表現得像佛教徒一樣。兩位神父在澳門認識了一名日本信徒吉次郎，並在他的協助下來到日本，接觸到這些隱蔵基督徒。在簡陋的農家中，兩位司祭在微弱的燈火中與這些衣衫破爛的農民信徒在暗室裡偷偷進行敬拜，感受到在歐洲無比輝煌的天主教，是如此卑微地在日本存活下來。

雖然天主教是這樣卑微地延續，但官府仍然盡一切辦法把信徒找出來，再施以酷刑，務要迫使他們棄教。而測試信徒是否棄教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踏繪」，即要信徒踐踏一塊嵌有聖母和聖子像的木板，並在聖像上吐口水，罵聖母為妓女。吉茂和一蔵兩名村民最終因做不出「踏繪」這種事而被認定為信徒，更因此被綁在海邊十字架形的木柱上，潮漲時海水會浸至他們頭部，大浪翻起時更會把整個人吞沒。被這種叫做「水磔」處罰的人不會馬上死去，而是會在兩三日間身心俱疲而死。 

禁教以來，日本信眾群體雖然受盡官府的追捕、拷問以至濫殺，但仍至死不悔。在看到吉茂和一蔵連唱詩歌的氣力都用盡時，在極度痛苦的呻吟聲中斷氣，洛特里哥神父不禁要向他的神發問，為何祂一直沉默不語，像是看不到日本信徒的痛苦，而神在人的受苦中保持沉默亦是貫穿全書的主題。

看到教徒在「水磔」死去，令洛特里哥問上主為何只沉默不言，不介入拯救祂的子民。因為官兵的搜捕，洛特里哥與卡爾倍被迫要分開逃跑，後來因被吉次郎出賣而被官吏抓著。洛特里哥神父在被監禁時聽到別的囚牢傳出信徒背誦主禱文的聲音，令他點燃出一點希望，可是剛出現的信心又立刻被殘忍的濫殺而消滅—在毫無先兆下，其中一名被囚的單眼日本信徒被斬首。

請不要再捨棄我

洛特里哥為日本信徒的死而感到震驚，令他更不安的是，在一條生命失去後，信徒受刑的庭園仍然寂靜，蟬繼續鳴叫不停，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過，洛特里哥再度向神發問：「請不要再捨棄我，不要再莫名其妙地拋棄我們。」為再次摧毁洛特里哥的信念，官吏帶他去到一個山頭，他看到卡爾倍神父在遠處的沙灘上，官吏把用草蓆綑綁的日本信徒趕上小舟，並把他們從舟上推進海中。為了拯救他們，卡爾倍神父一面游向大海，一面懇切禱告，可是神沒有回應，他在神的沉默中葬身海中。

與天主教周旋多年令官吏明白神父都不怕死，讓神職人員有殉教的機會，反而會令信徒的信念更堅定，而唯一能打擊信徒信心的是迫使來自歐洲的神職人員棄教。於是官吏把洛特里哥關在囚室中，並找來數位他認識的信徒，再把這幾位男女信徒手腳綁起，無法動彈地倒吊放入地穴中，更殘忍的是，為延長受苦的時間，信徒耳後會被穿小洞，血從小洞、口和鼻中慢慢滴出，而在受苦的過程中則會不斷發出呻吟聲。

洛特里哥神父原以為這是看守囚室的獄卒發出的鼻鼾聲，已棄教並改名為澤野忠庵的費雷拉教父突然出現在囚室外，跟他的徒弟說，這是信徒在「穴吊」時發出的呻吟聲。費雷拉說他也試過被「穴吊」三天，卻沒有說出一句辱罵神的說話，費雷拉還說受刑的日本信徒已表示願意棄教，只是因為當日的他，今日的洛特里哥不肯棄教而要繼續受「穴吊」的痛苦。如他的恩師一樣，當洛特里哥神父聽到信徒們悽慘的叫聲時，他再也忍受不住良心的煎熬，把腳踏在聖像上，棄教了。

「穴吊」的呻吟聲刺透洛特里哥的心。為了拯救這些為他受苦的信徒，洛特里哥不得不放棄信仰，出賣神，失去救贖。當洛特里哥回想吉茂和一蔵受「水磔」的刑罰，單眼日本信徒被斬首，卡爾倍神父耗盡氣力而死於大海，信徒因「穴吊」而發出呻吟聲，他禁不住埋怨神為何不幫助信徒脫離痛苦，為何一直保持沉默不語。當要踐踏他一生視為最聖潔的東西時，一把聲音跟他說，「踏下去吧！踏下去吧！你的疼痛我最清楚了。踏下去吧！我是為了要讓你們踐踏才來到這世界，為了分擔你們的痛苦才背負十字架。」 

沉默中我聽見祢的聲音

在踏繪的一刻，洛特里哥以為自己背叛了天主，卻感到基督的寬恕和憐憫。他說在沉默中我聽見祢的聲音(It was in the silence that I heard your voice) ，但洛特里哥的信仰卻從此得以重生。為了其他人免去痛苦，他甘願背負棄教的汚名在日本生活下去，並被迫取了死去的岡田三右衛門的日本名字，並接收了他的妻子。他原本以為來到日本去為天主而戰，最終卻徹底地變成一個棄教的日本人。

在洛特里哥心中，帶他到日本的吉次郎最初是一名狡猾、懦弱、卑屈、膽小的基督徒，經常因捱不住逼迫而背叛信仰，更試過因被官兵威迫而出賣洛特里哥，令他被捕，亦使洛特里哥非常看不起他。但吉次郎屢次向洛特里哥申辯，他天生是弱者，無勇氣像信仰強者般殉教。在洛特里哥棄教之後，吉次郎仍想向他告解，尋求神的寬恕。此刻，洛特里哥再不厭棄他，說信仰中沒有強者和弱者之分，弱者經歷的痛苦不比強者少。

記得《沉默》於數年前由馬田·史高西斯拍成電影，無論看電影或書都令筆者有種透不過氣來的感覺，尤其不想看到、讀到信徒被無理折磨至死的片段，而每當洛特里哥神父質問神為何沉默時，都會勾起筆者的共鳴。神為何容許苦難和不義發生？而在人受難時，神在哪裡？為何沉默？這些對苦難的詰問是基督信仰最難回答的問題。

洛特里哥神父最後在日本終老，不但不能為神傳揚天國的福音，還要幫助幕府設法抵抗天主教傳入日本。可以說，他的人生是徹底的失敗。但洛特里哥神父在連番詰問神為何沉默後，他卻發現了基督的新形象。歐洲人認識的基督是一位戰勝了死亡，充滿大能的勝者，在日本，洛特里哥神父看到的卻是一個貧窮、無力、無能、遭人踐踏的基督。洛特里哥初到日本時，吉茂送給他一個質地粗糙的十字架，在他老死日本時，他手中仍拿著這十字架，亦是這以弱者姿勢出現的神一直陪伴他在日本經歷了無數風雨。如他所說，他沒有放棄他的神，他只是以別的形式愛他的神，用新的角度來了解基督的愛。

為精讀正名 悅讀經典作品

文字凋零是數碼年代的全球化現象。在人文基礎尤其薄弱的香港，本地學生語文水平每況愈下，母語教學拖低英文水平是無可避免，但當局曾為替公開考試洗脫背誦之名而取消範文，不但沒有幫助學生思維變得靈活，反讓他們少數接觸優秀文字的機會都沒有，以至學生屢屢犯下缺乏基本常識的語文錯誤，讓改卷的哭笑不得，也讓教學的搖頭嘆息。

讀余非的《沒有範文的日子－－細心讀經典外國文學(1)》，深感他是對文字和教育都非常執著的有心人，為推動本地學生的閱讀和寫作不斷努力。他是作家，也是教師，更是位出色的讀者。幾重身分和深厚經驗，讓他的文字寫來深入淺出，既能夠觸及作品精妙細微之處，又能夠照顧學生和老師的閱讀需要。相對寫作，余非更重視閱讀，認為沒廣泛深入的閱讀基礎，寫來的作品只能是皮毛的小情緒和小聰明，容易讓人自我膨脹。他進一步強調，不但要讀，更必須挑好的東西來讀，才不會被壞作品污染。經典作品，就是具備大量優秀條件而且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是提高讀寫能力的不二途徑。

在本書，他為自己設下了不可能的任務，為沒有範文又想讀範文的中學生開書單。要知一般報章社論也嫌長的年代，要沒閱讀習慣的學生捧讀經典有如天荒夜談，沒有深厚的閱讀基礎和教學經驗，不可能選得好和講得好。余非挑選的九個作家，橫跨美歐和拉美，新舊兼備，每個均以數篇主題突出的文章引介，透過原文節選和解讀，示範如何從中看出其精妙之處，以及作品之於現代的意義，附設的教學指導也很有參考價值。

經典文學就是對人性最精妙深刻的觀察和表達，這也是作品能夠跨越時空和地域流傳下來的原因。去年，中學文憑試的中國語文科終於重設範文，但只限12篇文言文範文，外國經典文學仍是失落的拼圖。自己也是在範文時代過來人，深明若教者不得其法，不但無法改善學生的語文能力，更極可能扼殺他們的閱讀興趣。看著余非精彩到位的拆解，精讀不再是那些雞精讀物的「精」，而是精度閱讀的「精」。這本百來頁的書，讓語文系畢業的我上了一課很充實的外國文學課，他大力推薦史坦貝克的《小紅馬》，已在必讀之列了！

連結：

中學文憑試12篇文言文範文

舌尖上的民國歷史

二毛

 內地美食作家二毛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詩人身分踏入文壇，但早對美食有濃厚興趣，後來棄文從商，進軍飲食界打出名堂，把北京食店「天下鹽」經營得有聲有色。生意成功後他不但沒有放棄本業，還把兩者有機地結合，在各大報章雜誌撰寫專欄推廣傳統飲食文化。文筆了得加上豐富的實戰經驗，他獲評「寫字的人裡面最會做菜的，做菜的人裡面最會寫字的」。在《民國吃家》這本趣味盎然的近作，他把專長發揮得淋漓盡致，透過一道道佳餚美食，寫香、寫活了一位位民國時代的風雲人物。

梅菜扣肉

《民國吃家》陣容鼎盛，有帝皇將領，也有文人墨客：袁世凱、魯迅、譚延闓、張大千、胡適、于右任、張學良、王世襄、梅蘭芳、郁達夫、張愛玲和蔣介石。他們除了聲名顯赫，在不同領域上建功立業，在飲食史上也留下無法磨滅的身影，很多流傳至今的家鄉名菜都是他們的心頭好。以浙江紹興文豪魯迅為例，受家鄉文化的浸染，清燉魚翅、臭豆腐和雜錦蛋等紹興美食都是他的所愛，經常出現在小說裡頭，但要數最愛的還是梅菜扣肉。這道菜是紹興當地農村的家常菜，後來成為屬八大菜系之一的浙江菜的代表菜。魯迅招待朋友時必點這道「色澤紅亮，肥而不膩，鹹甜入味」的美食，可見地位之高。

譚延闓

英雄豪傑漂泊四方卻終身不忘家鄉味道，固然令人動容，吃家因為食物而結下的深厚情誼更是讓人低迴不已。譚延闓有「民國第一吃家」的美譽，對飲食和烹飪均有獨到見解，要成為他的家廚也必定有超一流的水平，曹敬臣就是這麼一位人物。精通食經的譚經常把想法傳授曹，雖然會煮但不會下手，留給曹以他更高超的手藝把想法實現出來。這對夢幻組合成就了聞名全國的祖庵菜。不幸，譚僅五十一歲就因墮馬引發腦溢血身亡，曹送贈的輓聯盡表哀念之情：

靜庭退食憶當年，公子來時，我亦同嘗甘苦味；

治國烹鮮非兩事，先生去矣，誰識調和鼎鼐心。

醬爆雞丁

二毛作為知名食店的創辦人，烹調技巧要比一般作家厲害，對已經失傳的菜色尤其著迷，因此下了很大功夫收集和研究舊時菜譜，除了作為寫作材料，還可作店鋪菜色的創作靈感，可謂一石二鳥。好一個內行人，描寫烹調過程和竅門自然特別到位和細緻，看著文字已能產生味覺，懂下廚的更可依指示嘗試。例如他寫胡適時，對他特別喜愛的醬爆雞丁就詳加分析，先一一寫出正宗的方法，再分析這道菜現在變味的各種原因，其一就是不用豬油。接著他再寫炒豆腐腦的做法，文字呈現的畫面同樣色香味兼備，看著也覺得好吃。

透過描寫這群民國吃家種種關於吃的逸事，描繪那時代的人情往來和歷史場景，二毛成功還原了一幕幕故國風情錄。現在，民國風情看似遙不可及，但中國作為吃的大國，這書給予我們重新體會國菜源遠流長的歷史的機會。知道看似尋常菜色背後的人和事，再細品他們終身惦掛的家鄉味道，我們跟這些民國吃家的距離，好像又近了那麼一點點。

《民國吃家》的人情和世故

《民國吃家》講述民初名人的飲食故事，當中包括袁世凱、張學良、譚延愷、張大千、魯迅及張愛玲等。這些權貴和文化巨星的功過，後世褒貶不一，也許永遠無法達致共識，但對於飲食，他們無疑都有一份讓人敬佩的執著，作者二毛娓娓而談，教人感到暢快。

我邊讀邊想，為何這書寫得如此動人呢？最直接的答案，是作者在飲食方面廣博的知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本人懂得烹調，也曾經營餐廳酒樓多年，所以寫的是行内人的評論，頗爲到家，用廣東話説是「到肉」，不是紙上談兵，不是那種電視台飲食節目經常聽到的「雞有雞味、魚有魚味」或「很有口感」的行貨評論，也不是知名人士突然「變身」美食家。沒有相當日子在廚房烹調，就不能有這些評論。好比電影評論家同時也是電影導演。正因如此，我很欣賞書中的警句，初看近乎武斷，卻能一語道破乾坤，没有一番見識和閲歷不能輕易說出，例如他認爲「中國四大菜系中，魯菜有官氣，淮揚菜有文氣，廣東菜有商家氣，川菜有民氣」，又例如「湖南菜是鮮辣，四川菜是麻辣，貴州菜是酸辣」。

至於解釋這書之所以動人，比較深入的答案，大概是陸游的「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談吃的書，不能局限於食物的色香味和炮製方法，還要有文化底藴和歷史縱深，再加添幾分人情世故，才可感動讀者。例如書中談到，張大千把烹調之道和畫畫連上關係，因爲兩者都是藝術，可知學問之道原來可以這樣融會貫通。又如他旅居敦煌的三年間，如何利用有限的物資和食材來創造美食，都是動人的情節。另外，作者對食物的掌故如數家珍，充滿各種有趣的軼事，例如「元宵」因爲袁世凱的忌諱而改名為湯圓，直至今天我們還用這個名稱。比較之下，坊間不少談美食的書就顯得太單薄，即使有印刷精美的彩照和名人做作者，但總是不耐讀，甚至讀一次也嫌多。

最後，這書的編輯也值得讚賞，書中有精美的手繪插圖，每篇文章末端附有簡明的菜譜，讓積極的讀者嘗試去依法炮製美食。

讓人療癒的 《海角七號》 教人哭的台灣

《海角七號》2008年於台灣上映，引起一陣熱潮，創下超過5億新台幣票房，打破台灣電影的本土記錄，至今仍未被超越。電影以60多年前的七封情書作引子，講述搖滾歌手阿嘉如何追求音樂夢，並在過程中愛上日藉工作人員小島友子。七封情書配合阿嘉的追夢及與友子戀情的發展而讀出，既推進電影劇情，亦側寫出台灣與日本間一段特殊的歷史及文化關係。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清政府，迫使清廷簽定馬關條約割讓台灣。1945年，日本在二戰中戰敗，被迫歸還台灣，結束對台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本片七封情書就是一名戰敗後隨日軍撤退的日本人老師寫的。他本來相約學生在基隆碼頭見面，一起私奔，卻因怯懦而遺棄女友，獨自上船回日。七天船程中，他充滿懊悔與遺憾，將對戀人的思念寫成七封情書。這些情書一直未有寄出，直至去世後才被女兒發現，由她寄給這名令父親夢繞一生、在日治時期住在台灣恒春郡海角七番地的戀人小島友子。

 

遲了60多年寄出的七封情書

 

這七封遲了60多年寄出的情書，貫穿整套電影，既引導觀眾思索台日這段歷史，同時講述阿嘉與友子這段現代戀愛故事。以有限成本製作的《海角七號》拿下第45屆金馬獎六個奬項，成為台灣影壇奇蹟，在多個國際影展也獲好評。除了叫好叫座，電影能刺激人去感受、思考和追尋。能用中文寫作的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前後看了本片七次，每次看都會哭，更因這份感動而翻查歷史，追查日台糾結的關係。

新井對《海角七號》一見鍾情，看預告片時感動不已，更為此發表「海角七號為何叫教我哭？」一文，2011年出版的《台灣為何教我哭？》算是此文的延伸。該書共分三部分，開始部分除了包括上述文章外，還有她與《海角七號》導演魏德聖一次對談及一篇自序。第一部分名為南北紀行，共分台南、高雄、恒春半島、台北以及東京-長春-恒春五篇，記錄了她尋找電影背後故事而在南台灣遊覽十天的遊記。第二部分收集了1995至2001年於港台媒體發表的多篇文章，涵蓋台灣政治及社會發展。

年輕的讀者未必知道新井一二三是誰。因於1月23日出生，新井父母幫她取名一二三。她於日本名校早稻田大學修讀中文，由於熱愛中文，畢業後到中國大陸留學及遊歷，之後再到加拿大進修政治及新聞學。新井與香港特別有緣，早於1980年代就為現已結束的香港政論雜誌《九十年代》撰文，94至97年居於香港。用中日英三語寫作的新井，特別鍾情中文創作，其中一本作品名為《我和中文談戀愛》。她不但中文流暢，並能說流利國語，在港台多個媒體發表文章，談論兩岸三地的社會時事、城市素描，以及對親情愛情的反思，對生活的感悟。語言優勢、生活體驗和日本人身分，令新井往往能以獨特角度看待華人世界發生的事，引起兩岸三地讀者共鳴。

用台灣人的角度說台灣人的故事

收錄在開場部分的「海角七號為何叫教我哭？」，詳細寫出電影脈絡，特別著力分析不同角色代表的文化符號，以及符號代表的意義，非常有深度。新井對電影人物使用台語、國語、客家語，排灣語、日語等多種語言所表現的多元文化印象特別深刻，更引用美藉印度裔學者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提出的屬下(subaltern)概念，認為在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中，被殖民者與殖民者間沒法在權力上有真正對等的關係，因此被殖民者難以充份代表自己去說話。新井覺得，候孝賢、楊德昌等台灣導演拍的電影都給人一種外省人講台灣的感覺，但魏德聖的「海角七號」卻打破了外省人，本省人的身份標籤，用台灣人的角度來說台灣人的故事。

電影於台灣屏東恒春半島取景，因為愛上這部電影，新井特別由台南、高雄開始，一直至恒春半島的恒春鎮、車城鄉、滿州鄉、四重溪溫泉等地走了一趟。新井在自序提到，電影之所以觸動，是因為她對日本曾在台灣推行殖民統治感到內疚，希望得到寬恕。因關心日台這段歷史，新井對日本在台灣的歷史痕迹非常敏感。她在南北紀行中花了不少篇幅介紹台南警察局、台南消防局、台南火車站、林百貨店(はやしひゃっかてん) 等多座1930年代落成的日式建築。

新井長期在媒體工作，文化及歷史觸角敏銳，遊覽電影多個拍攝地點時，每每能串聯與這些地方有關的歷史事件，為電影加進濃濃的歷史色彩，不失為有深度的旅遊指南。她補充的歷史資料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150年前發生的牡丹社事件。1874年，一批琉球船民因誤闖台灣排灣族的領土而被殺，當時的琉球雖臣服於清廷，但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國力漸強，不斷挑戰清朝在東亞的影響力。明治天皇推行新政，改藩設縣，並將琉球撥入前身為薩摩藩的鹿兒島縣管理，日本因而以琉球船民被殺害為藉口出兵恆春半島(當年的琅嶠)，武力鎮壓琅嶠16社中負嵎頑抗的牡丹社及高士佛社，亦即後世所稱的「牡丹社事件」，新井認為這事件奠定恒春半島在近代日台關係上的重要地位。

在南北紀行一篇，她提及自己認識東京阿佐谷一間中餐廳的老闆夫婦，老闆娘董韻原來與電影一個取景場地車城有關。董韻父親董清財日治時間在恒春半島車城出生，因熱愛音樂而到東京留學，畢業後卻沒有回台灣而選擇到中國東北，在由日本人扶植的滿洲國發展，並認識了日本人吉崎芳，也就是董韻的母親。1942年，滿洲國成立10周年，董清財作的一曲被用作慶祝歌曲。新井在書中娓娓道出這個故事，側寫出台灣與日本複雜和糾結的關係，正如她在書中所說，「認識一個台灣朋友，等於讀一本小說。」

阿嘉恒春家門前的郵箱

新井書寫歷史事件，解讀台灣文化，無疑能讓觀眾更立體地欣賞電影。但令人愛上一套電影，背後的原因有時是直接簡單的。電影七封情信，當年被很多港台文青反復背誦引用，由男主角范逸臣扮演的阿嘉唱的主題歌《國境之南》、每逢朗讀七封情書時就會播出的主題音樂《時代的宿命》、日本演員中孝介唱的插曲「各自遠颺(それぞれに)」，於電影上映時瞬間風靡社會，在香港播映時也吸引不少影迷入座欣賞，一看再看，有些更特別到南台灣探訪阿嘉在恒春的家，老戀人小島友子在滿州鄉的屋，以至在阿嘉恒春家門前的郵箱投入他們的情書。

其中一封情書寫到「海風啊，為何總是帶來哭聲呢？愛人哭、嫁人哭、生孩子哭，想著你未來可能的幸福，眼淚不禁奪眶而出，只是我的淚水，總是在湧出前就被海風吹乾。」每次重看這片，仍被電影中的七封情書及歌曲深深打動，特別是那些情書，聽起來總讓人有一種無奈、失落、遺憾的感覺。但電影給人最濃烈的感覺卻不是絕望和無助，而是一種療癒。阿嘉曾經失意台北，但回到故鄉恒春小鎮，卻創作了《國境之南》這首非常動聽的歌，而更重要的是，他鼓起勇氣向友子表白，令這段台日戀情有機會開花結果。

電影把恒春半島拍得既熱閙又恬靜，電影人物的互動更令電影洋溢濃濃溫情，現實中的恒春同樣是個充滿熱帶風情的旅遊好去處。十多年前看過電影後，我去了墾丁及恒春半島兩次，兩次都是在夏日成行。墾丁的燦爛陽光，沙灘上吹來的海風，恒春古鎮的熱閙，在簡陋的四重溪溫泉穿泳褲浸浴，被小魚啄腳的經歷仍然記得。只是今日再回想這些旅遊片段時，已不是單純的個人經歷，而是與這七封情書及多首歌曲混雜一起的聯想。

在夜深重看《海角七號》，心中哼著《國境之南》的兩句歌詞，「當陽光再次回到那飄著雨的國境之南，我會試著把那一年的故事，再接下去說完……」，突然間很想再去這位於台灣最南端的地方，再感受一次海角七番地的美景。

歌曲推介：

范逸臣，《國境之南》：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a3bAwow5xY

中孝介，《それぞれに》：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Ytb4aCJN2c

 

參考閱讀：

新井一二三×魏德聖【臺灣為何教我哭？】對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cwSQEUsnOY

新井一二三，《海角七號》為何叫教我哭？

https://news.ltn.com.tw/news/supplement/paper/259562

去蕪存菁的飲食美學

You are what you eat。飲食不僅是維持生命的手段，也是滋養人生的重要部分。日本料理研究家土井善晴在這本《一湯一菜的生活美學》中，鼓勵民眾重新重視家庭料理，只要用心選擇食材，透過簡單的烹調方法，一個味噌湯和白米飯已經是完美的配搭。Less is more。

我們都習慣在社交媒體上載飲食照片，到人氣餐廳打卡或品嚐流行菜式已是指定動作。如果在家下廚，最吸引眼球的也是較高難度的菜式，家常便飯往往不是主角。漸漸地，很多人會覺得到好的餐廳用膳，或是在家大魚大肉才是懂得吃的表現。土井則主張，「真正的家庭料理，做起來一點都不麻煩，而且好吃。」下廚的目的不是炫耀，而是滋養身心，複雜的菜式程序越多，對食材的破壞其實更大。更重要的是，家庭料理最大的力量是給予我們一份安心，這種感覺最適合透過實而不華的一湯一菜來傳達。

現代社會食肆林立，即食食物和快餐質素也越來越高，下廚早已不是必要的生活環節。但是，這種觀點把飲食過分簡化為進食行為。土井認為，用餐是為了進食而進行的所有行動，包括選購、預備、烹調、進食和收拾。這個過程刺激我們很多觸覺，例如選擇食材時會考慮食物的原產地，親手觸碰食材可以跟大自然產生連結，為家人預備食物時也會考慮對方的需要。因此，用餐其實是一種培育心靈的行為，放棄這種行為容易讓我們心理失衡。

本書譽為土井料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內容極其豐富，情感真摯。除了提出一湯一菜的概念，書中一章是實戰手冊，詳細列出預備飯菜的程序和各種配搭，讓人躍躍欲試。此外，土井還在「美味的原點」一章，引導讀者如何透過開啟五感，重新感受料理的美麗之處，這跟茶道的精神不謀而合，卻省去形形色色的手法和規矩，讓人更易投入。作者也簡要地回顧了日本的飲食文化史，讓人重新了解這個飲食大國的起源和發展。

生於1957年的土井，父親被譽為國民大廚，是日本家庭料理的奠基人。如此的背景令他能以自身的成長經歷，道出日本戰後的飲食變遷，既是回憶錄，也是寫歷史。當我們去日本旅遊時用餐，往往讚歎他們對季節的細膩觸覺，以及對器皿的重視。土井沒有忽略此點，特別提醒讀者，這些細節能為每天下廚增添更多樂趣。

我閱讀本書時，不斷讚歎作者對飲食的理解和感受之深。短短兩百多頁，作者既提出了一個切實可行的生活主張，更展示了這種簡單的美學背後深厚的文化底蘊，令人對日本傳統更添一份敬意。如土井所言，吃得好等於活得好，而他成功為這個「好」字重新注入了強大的生命力。

世事如棋──重讀茨威格《象棋的故事》

數年前初讀《象棋的故事》，奧地利猶太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透過被譽為終極心智遊戲的國際象棋（西洋棋），深刻地探討人的心理極限，以及在極端環境下人的本能反應，留下深刻印象，即使未曾碰過西洋棋也恨不得找個棋盤好好研究。今次有緣重讀，故事精彩依然，知道這位一直高舉人文主義的作家寫下這生平最後故事時的絕望處境，環看今日歐洲以至全球陷入的亂局，內心更添幾分唏噓。

故事由敘事者「我」於紐約乘坐航向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郵輪拉開序幕。船上乘客包括地上最強的世界棋王琴多維奇，「我」從友人口中得知他成名背後的故事：出身農民家庭的他除了象棋以外全無技能，是不折不扣的象棋機器，已經名利兼得仍樂於為錢出賽，下棋時態度專橫傲慢，視對手為無物。出於好奇，「我」耍些技倆吸引棋王與眾人對奕，結果成功如願，一群烏合之眾當然連基本還擊能力也沒有便輸掉首局。次局一如預期陷入劣勢之際，旁觀的一位B博士突然出手指導，完全猜透棋王的思路，逼得他選擇和局才保住顏面。他主動邀約眾人再戰，目標自然是吸引B博士跟他再決高下。

「我」邀約B博士應戰的時候，了解他練成絕世棋藝的秘密，原來是因為在二戰期間遭受納粹德軍的非人對待。身為銀行家而且管理重要財產的他，遭受的並非肉體摧殘，而是殘酷的精神折磨：一邊囚禁在與世隔絕的獨立空間，一邊接受軍方突如其來的審問。他最後熬過，但付出了沉重代價。他把握了一次審訊的機會，偷了一本書回囚室。那是一本載有150個名家棋局的結集，別無選擇的他慢慢學會象棋的規則，能夠在不用道具的情況下模擬棋局，他更不斷向難度挑戰，最後演變成化成黑白雙方，自己跟自己對奕。這種精神活動雖然填充了B博士腦袋的真空狀態，但由於過於頻繁複雜，情況漸漸失控，最終精神錯亂，幸運被救回的他也不敢再碰象棋，直至這次命運安排他遇上世界棋王，他決定放手一試，這場驚世對決也一觸即發……

茨威格是二、三十年代歐洲名氣最大的作家之一，作品當時已獲譯成多國文字。出身維也納富裕的書香世家，他親眼目睹所愛的歐洲陷入深重災難，猶太同胞面對種族滅絕的危機，自己也因此流離失所，輾轉落腳英美後來到巴西，成為人生最後一站。雖然遠離戰火，但他對漸漸落入德軍鐵蹄的歐洲前途感到絕望，對同胞遭受的苦難也無法視若無睹。他在內心飽受煎熬的情況下完成了《象棋的故事》，並在回憶錄《昨日的世界》中記下那個未受戰火摧殘、處於文明頂峰的歐洲。他不久就和第二任妻子一同自盡，享年60歲。

德文原著出版時的1941年，正是戰火連天的動盪歲月。以德日意為核心的軸心國如日中天，勢力不斷壯大，同盟國雖奮力抵抗但仍處於劣勢。奧地利被德國吞併後，國內擁護君主制度的人士和保守派慘遭納粹德國大舉逼害，不是處決就是送進集中營。同年德國入侵蘇聯，日本偷襲珍珠港則給予美國參戰的理由，成為戰爭的轉捩點，但萬念俱灰的茨威格已失去生存希望，無法挺到歐洲光復的一天。《象棋的故事》是茨威格唯一直接處理納粹題目的作品，B博士的遭遇反映了猶太人的處境，而他所代表的理性和智慧，可看作茨威格理想的投射。在閱讀本書時，讀者不難對B博士投以支持，希望他可戰勝橫蠻傲慢的棋王，可是作品那股陰暗絕望的氛圍，像已為作品結局定了調，而茨威格本人的結局，更是讓人嘆息。

二戰結束至今七十多年，世界雖沒有再發生重大的戰亂，但人文傳統價值無法重建，道德淪喪，亂象紛呈。科技發展便利生活，然而變化速度之快令人無所適從，對錯的界線也越來越模糊，尋求理性討論的空間也越來越難。今天，全球霸權格局重新洗牌，戰後曾經有過良好關係的中美也再次變成對手，爭奪成為全球領導。但相比二戰時黑白分明的對手，今天雙方都只是為自身利益而戰；而在全球化的時代，各國關係緊密，那怕最終誰勝、誰負，我們也註定要為這場不必要的貿易戰付出代價。

在「五四」一百周年讀蔣夢麟的《西潮》

1919年5月，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中簽署《凡爾賽和約》，承認日本有權以一戰戰勝國的身分來接收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消息傳到中國引發人民強烈不滿。3000名北京學生發起遊行示威，喊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反映當時北京知識界對北洋政府的外交軟弱極度不滿。在更廣義的角度，五四可以追溯至1915年陳獨秀創立《新青年》月刊，對儒家舊禮教提出嚴厲批判，文學上則倡議改用白話文的新文化運動開始。《新青年》提出向西方學習「德先生」和「賽先生」，這些都是五四學生高呼的口號。

清政府於同治光緒年間推行的洋務運動，和光緒皇帝為垂死掙扎的滿清推行的百日維新，雖然均失敗告終，卻催化了推翻中國二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但1919年的《凡爾賽和約》令中國知識分子明白，縱使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仍未能使新建立的中華民國與西方列強及新崛起的日本帝國平起平坐。洋務運動以學習西方科技，在器物技術層面推行改革為中心；維新運動則將改革推至經濟、教育至軍政多個領域。民間自發的五四運動，將中國需要的改革推向一個更高的層次，就是在最基本的思想文化層面向西方學習，探索中國要走的路。

這股向西方列強，以至東洋學習的風氣有其社會基礎。滿清在鴉片戰爭戰敗英國，被迫開放五個通商口岸，英國商船更獲得長江自漢口以下的航行權，大英帝國的船隻可以一直開至湖北、四川的內陸地區；法國的天主教傳教士則攀山越嶺，到雲貴川等西南邊陲地方興建教堂，西洋事物自此在中國出現，對舊社會帶來一浪又一浪的衝擊。另一方面，一批批中國官派及自費留學生去到歐美日等國取經，在西方世界看到文明的典範。在1886年出生的蔣夢麟，其晚年作品《西潮》便記下他年幼時目睹西風漸來在中國引起的變化，留學美國的經歷，以及學成歸國後看到的改變，讓我們對這段歷史有更深刻的認識。 

《西潮》全書共分前言的邊城昆明，以及滿清末年、留美時期、民國初年、國家統一、中國生活面面觀、抗戰時期及現代世界中的中國等七篇。蔣說《西潮》是有點像自傳，也有點像近代史。這書的前半部描寫作者年幼的回憶，以及留美的經歷，民國初年一章提及五四運動，前半部的幾章是全書最精彩的部分，書後半部則講及北伐成功令國家統一，以及因為抗日戰爭爆發，北京、清華、南開三所大學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再搬至雲南昆明並改名為西南聯合大學的經歷。最後一章則是作者對中西文化的一點比較，和他對近代中國遇上的問題的反思。

男留辮、女纏足的世界

蔣在浙江餘姚的蔣村出生，雖自19世紀中葉起，西洋事物伴隨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而在中國出現，但在通商口岸，沿海地區外的傳統農村，舊制度及文化仍未崩潰，《西潮》滿清末年一章就記錄很多蔣成長時，耳聞目睹有關舊社會的事。他筆下的蔣村，男的還留辮，女的仍纏足；鄉裡有事找巫婆召魂、扶乩問卜，有病求神問鬼，靠神力醫治的迷信仍在延續；而當紛爭出現，族長就會出來處理，在祠堂解決。對清末蔣村透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來定終生的男女來說，五四推祟的自由戀愛是完全陌生的。資料記載，蔣的第一段婚姻，就由父母和媒妁安排。至於五四一代女性領袖高舉的婦女權益，對丈夫死後要守寡一生的女村民更是遙不可及。    

他說，有億萬中國人在蔣村般的農村活了一輩子。無論天下是亂是治，農村的信仰、道德、風俗、習慣歷數百年而不變。在世紀相交的一刻，村民從沒想過現代化是甚麼回事，更沒想到西潮洋貨很快便來臨。蔣慨嘆，若不是接觸西洋文明，中國再經幾百年都不會改變。雖然村民過著百年如一日的生活，但在村外，他看到西方文明已開始進入，說中國年青一代已開始躁動，西化潮流已無法抗拒。蔣求學的經過，便見證西方教育在中國的興起。

新與舊、中與西

蔣家書香世代，家境富裕，6歲入讀村中私塾，接受四書五經的舊教育，雖嚮往西學，仍選擇在紹興考郡試，更考中秀才。他舊學根底紮實，是傳統精英，離開私塾後，12歲便到歷史名城紹興入讀中西學堂，開始接觸西洋學科，更認識了蔡元培。他之後到杭州考進浙江高等學校，不但學習數理化等西方科學，更閱讀英文原文的世界史。1904年，蔣考進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南洋公學，南洋公學是一所按照美國教育理念設計的學校，其教學樓都是西洋式建築。南洋公學同時教授中國舊學和西方新學，所有西洋學科都以英文上課，讓學生更能感受西方文明的內涵。正如蔣所說，他那代中國知識分子，很多都在新舊、中西兩個世界中拉扯地生活。

留美時期一章寫到蔣那代中國知識份子如何到西方求學，接受西潮洗禮。1907年，蔣赴美留學，不久前他到日本觀摩，對明治維新帶來的發達工業及高質素的國民留下良好印象。剪去辮子的蔣踏上開往美國舊金山（即三藩市）的輪船，在船上看到男女翩翩起舞，對自小學習男女授受不親的蔣來說很是奇怪。到美國後，蔣入讀柏克萊加州大學（蔣譯卜技利），跟胡適一樣先修讀農業，但明白中國更需要了解西方社會科學的學問，因此轉攻教育學，同時涉獵西方文學、藝術、政治及哲學。在加大教育系畢業後，蔣考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獲學校頒授教育學博士。在哥大，他跟隨美國著名哲學家和教育家約翰．杜威，與胡適同門，後來與胡適結為好友。求學的同時，蔣看到紐約摩天大樓、劇場、戲院林立的繁華景象，更看到種族共融的大熔爐特色。

從蔡元培手上接任北大校長

1917年，他學成回國，民國已經建立6年，第三章民國初年就談到他回國後的見聞。一別九年，蔣發現中國在西潮的吹襲下已起變化，上海建起很多西式酒店、百貨公司。在上海街頭，女孩穿起及膝旗袍，男的已剪辮。西風吹至中國，不但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就是蔣村也能感受到。《西潮》記錄蔣一次回鄉，蔣村一位親人跟他說，年青受過教育的男女都說拜菩薩，燒冥紙是迷信，女人可以自由選擇伴侶，甚至離婚再嫁。這些來自西方的觀念，對那位親人來說都是不可思議的。

蔣回國後到上海，在商務印書館當過一年編輯，後與朋友創立《新教育》月刊，推祟教育應幫助兒童在心智、身體及團體中成長。1919年5月4日，3000名以北大學生為主幹的青年學生在北京上街示威。據蔣回憶，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並沒有鼓勵學生上街遊行，只因同情學生反對《凡爾賽和約》及二十一條的愛國心而沒出言阻止。但因學運閙大，蔡無奈向國民政府請辭。時在上海的蔣亦接納蔡推薦，趕赴北京出任代北大代校長。蔡同年9月復任北大校長，但他雜務纏身，在職不在校時常由蔣代理校政，蔣更前後三度代任校長，並於1930年12月正式接任，直至抗日戰爭展開的1937年。抗戰開始，北京的北大及清大，加上天津南開三所大學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北大校務繼續由蔣處理。

兼容並蓄的北大

蔣對由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學有很高的評價，認為北大是維新運動唯一留得下的歷史痕跡。蔣早於紹興中西學堂讀書時已認識蔡，覺得他鋒芒不露、才華橫溢。他說五四時期由蔡任校長的北大文理兼重，兼容並蓄；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有空間爭一日長短。蔣寫到：「背後拖著長辮，心裡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都能並坐討論……到處討論著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係、政治制度等等問題。」 

 

(左至右)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

《西潮》用第一身的角度回顧了中國於20世紀初經歷的變局，蔣認為在西風漸來下中國無可選擇要走上西化的路。民主和科學是五四靈魂所在，可是，五四已過一百年，「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兩個西方文明精粹，尤其是民主精神卻沒有在中國大陸出現。事實上，在五四後不久，五四代表的個體解放及啟蒙精神就被救亡的局勢壓倒，國家利益蓋過個人探索的空間。但沒有個性的解放，缺乏對自由的保護和對法制的保障，民主和科學卻是難以生根。 

科學精神最講求實事求是，與空喊口號、追求亮點的文化背道而馳。中國大陸應用科技的水平在最近20年確是突飛猛進，但在科學創造上卻交了白卷。鄰國日本出產了11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和7名化學獎得主，中國大陸在49年後卻找不到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能拿到物理或化學獎。今日的中國大陸，大小廟宇佛寺、庵觀道場香火異常鼎盛，吸引無數過廟必拜、逢佛皆禮，卻是佛道不分的信眾。每年清明，在全國各地拜山祭祖的山頭，鞭炮、香燭、冥強、祭品更是兒孫比拼孝心的必備東西。

用人力推動木輪的輪船

王國維於1927年在頤和園昆明湖投湖自盡。清華大學翌年在清華園為這位與梁啟超、陳寅恪和趙元任並列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的國學大師豎立「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以表記念。碑上刻著由陳寅恪撰寫的碑文，其中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字。五四百周年前夕，亦是清華大學108週年校慶之際，清華大學的王國維紀念碑突然被圍板圍起來，令人想起北京政府對獨立自由思想之恐懼，要設法將任何與五四啟蒙精神有關的東西杜絕於民間。不但是政府，經濟崛起亦令很多海內外華人相信，中國可以向西方說不，民主、人權、自由、法治這些舶來物不適合國情的需要。

蔣年幼時，他父親看到西洋蒸氣輪船的厲害，在村中命人用土法造了艘不用蒸氣，用人力推動木輪的輪船，但這船無論改良多少次，速度始終和划船相若，更常因水草纏到木輪而開不動。今日的中國大陸，連鄉村村民也愛穿西服，能付錢的城市人都愛用洋貨，但骨子裡卻像用人力推動、虛有其表的輪船，永遠開不到文明大海的深處。西潮由蔣那時代已開始在中國興起，足足吹了超過一百年，卻一直吹不到中國人的心裡。

延伸閱讀

【五四百年】余英時／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

(上）https://udn.com/news/story/12661/3779229

(下)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5/3783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