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不容易叫人一見鍾情。以我為例，早在十八、九歲時第一次看他的散文，不記得是烏蓬船還是故鄉的野菜，只覺文筆不錯，但肯定不是至愛，只因他内斂沉靜，節奏悠閒，即使博學多才，也不似錢鍾書或徐志摩那樣鋒芒畢露，先聲奪人。此外，他曾經是“漢奸”（任職偽政府的教育督辦），也叫我扣了印象分，儘管理性告訴我，不應該因人廢言。及至近年，才發現他的優雅品味。至於漢奸，無疑是人生污點，但戰後他被囚老虎橋監獄三年，晚年還奮力翻譯日本和希臘文學作品，即使有過錯失也已償還了。
要比較全面和有系統了解周作人，莫過於看他的回憶錄，這也是他的遺作，總結一生，追憶逝水年華，成書過程歷經折騰，其得以面世實在是異數。最初曹聚仁在1960年提出構想，幾經遊説才勸服周作人動筆，題爲《藥堂談往》，稿費是天價的每1000字港幣10元。當時政治形勢還未算最壞，定居北京的周作人還保留日記、書籍和信件，在回憶錄中引用。到了1962年，他完成了38萬字。這時政治形勢變得險峻，曹聚仁面對沉重壓力，多番嘗試還未能把稿件刊登在香港報刊，拖拖拉拉之後，結果在新加坡的《南洋商報》刊登，1968年9月開始，連載了10個多月。1970年這書終於在香港出版。校對過程困難重重，因爲原作者已在1967年離世，而曹聚仁年事已高。坊間其後出現多過版本，但錯漏難免。所以今年書展我看到校對嚴謹的新版本，就豪不猶豫地買了。
在回憶錄中，周作人憶述他自1885年（光緒10年）出生起，至晚年在新中國的生活，就我所知，同年代的文人回憶錄中，他的覆蓋範圍最廣，胡適的《四十自述》、蔣夢麟的《西潮》和沈從文的《從文自傳》只及童年和青年時代。全書我最感趣味的有幾段，第一段是童年，包括讀私塾，過節慶、考科舉、考入南京水師學堂等，原來清末時文人家庭的日常生活是這樣的。第二段是日本留學，周作人可謂“哈日族”的鼻祖，自他首次踏足日本，就愛上這個國度，對其衣食住都讚口不絕，難得他認識日本頗深，看出日本表面受中國文化熏陶，但骨子裏保留其獨特性。第三段是他在北京大學任教，與蔡元培、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文人雅士的交往，不單保留了一段文化史，也讓我一睹先賢的風采。
另一方面，回憶錄中刻意迴避很多事情，讀者最關注的，大概是他變節投日的經過和心路歷程，但他以“不辯解說”為擋箭牌，認爲把這段歷史寫出來，難免做成替自己辯護的效果，而他早已下決心不這樣做。另外，書中幾乎沒有提及他的戀愛和婚姻，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爲同年代的文人學者回憶錄，也是幾乎不談論這個，也許他們這些事情不重要，無需用文字記下。另外，他和大哥魯迅反目成仇的前因後果，坊間有很多傳聞，甚至涉及他的日裔太太，但回憶錄中他也沒有澄清。即使這樣刪減，這本回憶錄仍然有充分的内容，讓我們看到他一生的重要時刻。
看罷這本700多頁的回憶錄後，我對周作人的最欣賞的地方，是那份中庸之道，那份淡然中求進取的積極態度。他不像魯迅那樣，提起筆杆作武器，向吃人的禮教宣戰。五四期間，他也沒有和其他熱血青年上街遊行，但他也不是隱逸之士，不像晚明文人那樣寄情山水，而是專心一志，埋首散文創作、辦文學雜誌、從事翻譯工作和學術研究，開拓自己的園地。他沖淡平和的文筆背後，我可以感到一份秉持和童心。別忘記他是生於劫難重重、動蕩不安的年代，他的處世態度，也許可以為今天浮躁不安的人心帶來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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